成忠臣：魏晋玄学与“竹林七贤”的玄风思潮

作品会说话

从历史上魏正始年间到东晋末年，玄学家何晏、汪弼、阮籍、嵇康、向秀、郭象等七人，以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等为中介，潜心研讨有与无，本与末，形与神，名教与自然等深奥玄远哲学问题。这一哲学研讨对审美和艺术产生出深远影响，其中有些命题则直接通向美学。

△成忠臣作品《竹林七贤》局部图

汉末以后，中国政治混乱，但思想却自由解放，这缘自人们在逃避苦难之后，故混乱衰败与自由解放具因果之关系。魏晋玄学通过有无、形神等讨论，明确的区分和论述了现象与本体，外在与内在，有限与无限的关系，对深入理解美与艺术的本质产生重要意义。魏晋玄学的产生，“形”、“神”、“言”、“意”的美学范畴形成了艺术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用来宣传“名教”的工具，人们开始在纯粹的审美意义上重新审视艺术。魏晋玄学不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，而且深刻地影响到美学的各个领域，开创了美学史上新的一页。

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思想基于儒家思想的控制，玄学始于老丹的《老子》融合儒家思想，每个朝代的思想意识主观都不尽然相同，有以儒家礼教的占据，有以道家、法家思想贯穿。魏晋时期，玄学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发展。

△成忠臣作品《竹林七贤》局部图

从东汉末年开始，连年的混乱局面使秦汉以来四百年间大一统基础分崩离析。整个华夏大地开始长期的割据与分裂，铁与血的残酷现实，成为魏晋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信仰、价值、行为陷入了深刻的危机，多少仁人志士心怀天下的雄心壮志被现实无情的击垮，断灭了。世人在儒学正统熏陶下的对于政权的幻想，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对于人生意义和个体存在价值的问题，重新进行追问与反思，不再像仅仅以外在功业、品德、学识来作为价值标准，而注重的是内在的思辨和精神气质。这种“反思”意味着思想文化领域一切大革命即将到来，是新旧时代交替的结合点上。儒家发展到东汉后期，随着汉代政权的解体，儒学日薄西山，于是，一种以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，协调社会秩序，寻找个体生活价值的需要，为目的的新学说玄学逐渐形成。

△成忠臣作品《竹林七贤》局部图

“玄”取《老子》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玄学以崇尚自然怡淡，虚静幽妙的老庄哲学为思想基础，兼以儒家的思想精华，是一种具有顽强思想色彩的理论。与其说玄学是一种神秘莫测的玄虚之学，倒不如说是一种窥视人生本体意义的极富精致的学问。玄学的出现，标志着两汉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开始走向没落。而玄学便随着人的觉醒和倾向逐渐占据了思想主流，它冲破了儒家为争功名克己复礼的束缚，灵魂得到升华。

在玄学之风盛行的全面觉醒的大背景下，魏晋玄学一方面继承了道家，自然即道性本体的观点，一方面又将自然与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命本真联系起来，是对汉代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。魏晋玄学强调个体精神，人格的纯洁、自然，追求超出于物外论，即欲望的独立生命价值。士人们在追求外在超越的同时，又注重内在超越，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情怀。在这一点上，魏晋玄学具有浓厚的美学意味，这是区别于先秦两汉哲学的不同之处。

△成忠臣作品《竹林七贤》局部图

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股哲学思潮。它不仅直接承袭了老庄道家学说，纠正了两汉经学的弊病，也为后来的宋代、明代理学提供了思想资源，成为宋明理学哲学的起点。将玄学观念落实到具体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，则不能不说到竹林七贤们。他们开启了玄学思潮，竹林七贤的何晏和王弼，不仅以妙虚玄言获得世人推崇，更主要的是二人在玄学理论上的建树，为魏晋玄学的发展起了开山之功。

何晏有着浓厚的文人色彩，不但精于《老》《庄》又有文集，玄风的思潮是对“独尊儒术”的统治思想的一次具有超越性的挑战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大一统政权崩清的必然结果，又似乎都在思想领域酝酿着一切异于前代的大变动。

△成忠臣作品《竹林七贤》局部图

西汉以名教统治天下，统治者利用各种名节仪礼为工具来达到控制式约束的目的，无形中制约人的情绪。在遵行礼教的原则下，人的情感逐渐被忽视，甚至以礼抑情，造成人性的扭曲，出现一种守礼无真情的现象，沦为表面上的形式。竹林七贤们反对以礼制情，反对礼法制度对人性的扭曲，对真情实感的压抑与摧残，他们张扬个性，追求理想的人生生存状态。形成于司马氏集团血腥残暴下的竹林七贤，是竹林七贤以传统儒家的济世精神为怀，在济世理念遭遇残酷现实后，所引发的忧世情怀和愤世情怀后，而再向庄学思想的转化。

士人们普遍存有忧世之嗟，恰好隐逸可以满足士人的内心空虚，恐慎，寂寞，在与世隔绝的大自然里，他们可以尽情地自由、快乐，这都是时代和官场所无法赋予的精神需求。玄学为士人们提供了抛却尘俗，思想驰骋的极佳方式，他们将玄学融入游山玩水的活动中，倾注对生命的热忱和对自然的崇尚。此时，个体的解放思维方式的影响，一反汉代繁琐论证，引经据典的固定模式，从重视直觉转化为重视意念，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。